站在于斯屈达尔的渡口向对岸看时，伊斯坦布尔欧洲区的上空，总有一架飞机安静划过。阿塔图尔克机场就在离市区二十公里远的地方，我是在经过塔克西姆广场的时候，发现的第一架飞机。

书里提到的房子就在欧洲区的贝伊奥卢。把纯真博物馆带到那栋红色的房子，在第 548 页盖上芙颂耳坠形状的印章，把换取的门票插进书里变成书签，大概是我做过的最文青的事情。在土耳其境内我们坐了三趟飞机，还是没能把书读完，而真正感受到它的不同寻常，一直要到在费特希耶的晚上。那天晕乎乎的不是因为 Efes Pilsen，而是 18 度的白葡萄酒；从 Dog Fest Turkey 的舞台上，我跟着合唱的人群走下来，同趁夜捕鱼的人挥手招呼，经过固执地表演传统歌曲的餐厅，坐到漆黑的海边的太阳椅上时，我才意识到，对于环境与气氛（相比主题）的传达，文字的苍白无力；而帕慕克博物馆式的尝试，是多么有趣而大胆。黑暗里传来海水一遍遍冲刷沙石的声音，远处海面灯光点点，湿冷的风吹过却不会让脑袋清醒，我该如何给你描述我此刻的心情，若仅仅依靠文字，想必贴近耳边，也不能说清分毫。而印刷物本身，加上 Çukurcuma 街拐角的三层红色房子，才是完整的纯真博物馆。

后来岸上传来 Hotel California，巴萨踢瓦伦西亚的下半场（随后会以无趣的 1:1 结束），坐在沙滩椅上黏作一团的情侣，树下独自抽烟的青年，海边吃东西的穆斯林，还有方才跟我们到家的流浪狗，海边的小镇总是睡得很晚，我还可以找到坐的地方，一边发呆，一边把所有的手足无措与面红耳赤，埋进地中海东岸的粗石沙滩里，还有头重脚轻的身影，揉了乱七八糟的面孔，醉眼朦胧，瞧谁都明艳动人、不可方物。回去时一路我都在想，那条狗还会不会在门口等我。

若不是见了芙颂，哪来疯魔的凯末尔；若不是酒精与 Nargile，哪有人无缘无故便飘飘欲仙；若不是在异国他乡，哪里会同每个眼神相接的人 say Hello，同带路的小哥握手贴面。旅途就像是在找自己；同那个“在伊斯坦布尔的另一栋房子里住着的另一个奥尔罕”一般，另一个自己在每个我不曾到过的角落等我，每次相遇如游魂归位，身形轮廓便实在几分。